“十七年”文論是中國社會主義文學理論建設的開端，它并非一帆風順,在探索過程中也有曲折和失誤。雖然如此,但其取得的成績也是有目共睹的，不能簡單否定和抹殺。“文革”一開始就用“文藝黑線專政論”否定了“十七年”時期中國社會主義文學理論探索的成就。而新時期也有一些研究者指責“十七年”文論的政治色彩濃厚，認為其價值不高。今天，我們需要以更加全面和客觀的態度研究“十七年”文學理論，發現其在建構中國當代社會主義文學理論方面的突出貢獻。
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文論研究
“十七年”時期無論是研究文學原理,還是研究中外文論，在總體上的指導思想都是馬克思主義，其目的都是為了發展中國社會主義文學，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從當時具有標志性的三部理論教材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這一點。1961年，全國高等學校文科和藝術院校教材編選計劃會議決定編寫高質量的文科教材，除蔡儀主編的《文學概論》在“文革”前沒有完成以外，其余三種有名的教材，即以群主編的《文學的基本原理》（1963—1964）、朱光潛的《西方美學史》（1963）和郭紹虞主編的《中國歷代文論選》（1964），都是“十七年”文論的典范之作，體現了“十七年”文論在文學基本理論、中外文論研究上取得的成就。
《文學的基本原理》從“文學是一種社會意識形態”、“文學用形象反映社會生活”、“文學是語言的藝術”三個層次，按照事物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辯證統一法則，展開對文學性質的馬克思主義分析，全書從文學與社會生活的關系、文藝創作規律、文藝鑒賞與批評規律三個方面，對古今中外的文學實踐，特別是“五四”以來的革命文學實踐經驗作了豐富而全面的總結，在事實基礎上概括和闡釋文學活動基本規律，體現了“十七年”中國文學理論的最新成果，即便放在當時國際馬克思主義文論著作中比較，也是具有理論前沿地位和鮮明中國特色的。20世紀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初期，全國高校普遍以該書作為文學理論課程的主要教材，在新時期文學研究人才的培養過程中發揮了理論奠基作用。《西方美學史》和《中國歷代文論選》則是“十七年”文論洋為中用、古為今用的優秀成果。這表明“十七年”文論既重視對西方文論進行客觀公正評價，也重視對中國古代文論優秀傳統的繼承和發揚。半個世紀過去了，這兩部書至今仍然是中國高校文學理論教學的重要教材和參考書。
尤其重要的是，這些著作都是中國學者自覺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進行文論研究的成果。在《中國歷代文論選》前言中作者說，“在材料取舍上，我們遵循一個總的原則，力圖使文論的編選有利于總結文學理論發展的歷史規律，有利于為社會主義新文學的發展提供歷史借鑒，有利于具有民族形式的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的建立”。這三個“有利于”就是“十七年”文論研究的基本觀念，在其他兩部書中也有類似的論述。“十七年”文論對馬克思主義指導思想的堅持和促進社會主義文學發展的目的，也是當今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論最可貴的理論品格。
今天我們在建構與發展中國當代文論時，遇到的問題很多，比如觀點迥異、缺少共識等，其中特別缺乏對中國當代文論性質和建設中國當代文論的主導思想的認識。中國當代文論應該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學理論，這就是它的性質，明確了這個性質，在這一根本性質的基礎上，如何借鑒和吸收西方文論資源，如何建設一種現代性、科學性的文論知識體系，如何建構中國當代文論話語體系，如何建設多元文化、多學科交融品格的文論形態等問題,都可以得到解決。當年主持文科教材編寫的是周揚，他提出這些教材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在這些教材中馬克思主義是一條貫穿始終的紅線，這一觀點很好地解決了文論研究中馬克思主義指導思想與文學理論專業學科知識論述之間的關系，避免了研究過程中的教條主義及其可能造成的學術知識單一化的問題，這一成就很適合作為今天文論建設的重要借鑒。
緊密結合文學實踐的文論研究
“十七年”文論研究與當時的文學實踐和社會實踐有緊密的聯系，有一定的現實針對性。“十七年”文論相對而言受政策的引導較強，這會產生一些弊端，如文論研究容易產生刻板性和教條性，這是今天我們需要警惕的。但這一時期的文論研究兼顧文學活動的整體環節，以文學創作的研究為重點，這又是值得我們繼承的優點。當時新中國文學事業急需產生與新社會相適應的有影響力的文學作品，為了實現這一目標，“十七年”文學理論研究特別注重與當時的文學批評緊密結合。從文學研究的社會機構來看，當時文聯、作協在協調文論研究方面起著重要作用。著名文藝評論家林默涵、邵荃麟、何其芳、陳荒煤、張光年、馮牧、秦兆陽、侯金鏡等，對《保衛延安》《三里灣》《紅旗譜》《紅日》《林海雪原》《青春之歌》《創業史》《紅巖》等優秀長篇小說都發表了極有見地的評論，同時在這些評論中提出了一些重要理論問題，推進了當時中國長篇小說的創作。“文革”中批判的所謂“寫真實論”、“現實主義廣闊的道路論”、“現實主義深化論”、“反題材決定論”、“中間人物論”、“時代精神匯合論”等，都是“十七年”時期文論界一些作家和研究者力圖糾正當時文藝創作中過多的條框束縛，以及對作家、藝術家創作肆意干涉的不良現象，在創作思想觀念上提出的一些創新性探索，今天看來它們仍然具有積極的理論意義。僅從這一點來看，“十七年”文論是與文藝創作密切聯系的，以文藝創作為中心的創作論是其理論探索的重點。這也是當前建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論時應該借鑒、吸收的重要經驗。
繼續深化“十七年”文論研究
中國當下文論建構雖然視野廣闊，但這種文學多元性的視野時常突破文學的疆域，走向泛文化主義。一些研究成果雖然含有哲學、文化等理論觀點的大量論述，有了社會科學的多學科知識介入，但是唯獨沒有文學理論所應該具有的對文學創作的精細剖析，特別是沒有對當下文學創作的切實關注。一些研究對西方文論食而不化，特別是對西方文論長期脫離文學創作實際、成為西方諸多哲學、文化理論附庸的現象視而不見。這種離開了西方文論話語就不會言說文學問題的研究方式，只會使當代文論建設與現實的文學創作漸行漸遠。在文學活動中創作是第一位的，沒有作家的創作活動及其作品就不存在所謂的文學和文學理論。文學創作是文學實踐的根本，文學理論應該以文學創作作為研究的中心和關鍵。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中指出，文藝創作“應該用現實主義精神和浪漫主義情懷觀照現實生活”，當前中國文學創作的主流需要現實主義，20世紀50年代從胡風到秦兆陽再到60年代的邵荃麟等理論家，都根據中國文學發展的實際狀況，對中國文學創作應當提倡的現實主義理論形態提出了許多有深度、有見地的理論觀點，我們今天應該在他們取得成績的地方繼續前行，發展21世紀的中國現實主義文論。與此同時，我們也要關注浪漫主義等其他文學創作理論的發展，比如，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的結合，是“十七年”文學理論中還需進一步深入研究的問題，今天我們也可以梳理當年遺留的這些問題，努力提出一些新穎深刻的見解。
“十七年”時期是新中國社會主義文論建設的探索期，其歷史定位和取得的成就不能隨意否定。新中國文學理論建設的開端所奠定的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以中國社會主義文學實踐為主要對象的研究觀念和研究路徑，值得我們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學理論所繼承和發揚。
（作者系：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 馮憲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