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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閱讀:“逆城市化”還是“偽逆城市化”——基于中西方的比較研究
(轉載自中國社會科學網)
保山社科網   發布時間:2014-07-04 15:11:22   稿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字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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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提要:“逆城市化”在理論和實踐上來自西方發達國家,是西方國家“城市病”和城鄉差距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是“二戰”后政府進行宏觀調控的結果。中國目前出現的所謂“逆城市化”的現象,是城鄉分割的戶籍制度、土地制度以及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的城鄉差異所導致的利益驅動的結果,是一種“偽逆城市化”。故而絕不能照搬西方的“逆城市化”理論研究中國的城鎮化問題,應當吸取西方城鎮化的教訓,走中國特色的城鎮化道路。

  關鍵詞:“逆城市化”;“偽逆城市化”;戶籍制度;土地制度;城鄉一體化

  “逆城市化”概念是美國地理學家波恩1976年提出的,是指西方國家城市化發展到一定階段之后,大都市發展開始趨緩,大量城市人口和資源流向農村及小城鎮的過程。1979年,美國城市地理學家諾瑟姆通過對西方國家城鎮化過程的實證分析得出,城鎮化發展過程呈現為一條稍被拉平的“S”形曲線(即諾瑟姆曲線),進一步驗證了“逆城市化”是城鎮化發展過程中的一個階段。他把城鎮化過程分為起步階段(城鎮化率低于30%)、加速階段(城鎮化率高于30%,低于70%)和穩定發展階段(城鎮化率大于70%)三個階段。在城鎮化后期,城鎮化增速趨緩甚至停滯,出現“逆城市化”現象。至此,“逆城市化”不僅被看做是城鎮化發展過程中的一個必然階段,而且被廣泛用作研究城鎮化問題的一個重要理論依據。

  中國學者1980年代末開始對“逆城市化”問題進行關注[1],直到1990年代中期,主要是介紹西方“逆城市化”現象和理論。1990年代末,隨著城鎮化規模的擴大和速度的加快,開始在研究西方“逆城市化”問題的過程中注重對中國警示作用的研究[2]。進入21世紀,尤其是從2003年開始,不斷出現的“民工荒”、“逃離北上廣”、“非轉農”等現象,引起了學術界較多的關注,并被視為中國的“逆城市化”現象。

  在對中國所謂“逆城市化”問題進行研究的過程中,基本上是以西方的“逆城市化”為參照,因為“逆城市化”無論是從實踐上還是理論上都始于西方。廖筠[3]、陳伯君[4]、郭文婧[5]等把中國出現的“非轉農”以及農民工回流等人口從大城市向農村或小城鎮倒流的現象稱為“逆城市化”現象,并認為“逆城市化”是城市規模發展到一定程度后必然出現的客觀現象,是城市發展的客觀規律,中國當前出現的“逆城市化”是城鄉一體化發展的契機和動力,借助“逆城市化”機遇發展小城鎮,從而形成中心城市與中小城鎮、鄉村彼此呼應、優勢互補、良性循環的“城鄉一體”發展格局。這種觀點表面上看很有道理,深究起來有把西方城鎮化發展“規律”全盤照搬的嫌疑,也有對中國目前出現的所謂“逆城市化”的特點缺乏深究,從而把中國的所謂“逆城市化”與西方的“逆城市化”混為一談的缺憾,這在理論上和實踐上都是有害的。也有學者[6]注意到了西方國家“逆城市化”并非普遍適用的規律,而是其城鎮化發展達到相當的高度,一系列城市病和社會矛盾進一步加劇的產物,暴露了發達國家工業化過程中先發展大城市后建設小城鎮的城鎮化道路的諸多弊端,中國的城鎮化道路顯然不能走發達國家的老路。宋時飛[7]、袁亞飛[8]把中國當前出現的所謂“逆城市化”稱為“偽逆城市化”,郎咸平[9]也認為“我們的逆城市化”“并不是真正的‘逆城市化’”。但就論證上來看比較簡單,最多只是一種觀點的表達,缺乏系統、深入的理論論證。

  綜上所述,由于目前對西方“逆城市化”問題的研究還不夠系統和深入,對中國目前出現的所謂“逆城市化”現象的研究還停留在現象分析層面,缺乏與西方“逆城市化”的比較研究,因而照搬西方“逆城市化”理論的現象比較嚴重。如何看待西方的“逆城市化”理論和實踐,如何準確認識中國當前出現的所謂“逆城市化”現象,不僅關系到對城鎮化發展總體規律的認識,也關系到中國城鎮化道路的戰略性抉擇,關系到中國新一輪城鎮化發展的走向和效果。本文旨在通過對西方“逆城市化”的深入研究及其與中國當下所謂“逆城市化”的比較,厘清關于“逆城市化”理論的偏見和缺憾,以期對中國城鎮化發展有所啟示。

  一、西方“逆城市化”實踐、理論基礎和條件

  (一)西方“逆城市化”實踐與理論基礎

  “逆城市化”實踐始于“二戰”以后,西方少數經濟發達國家,大城市人口停止增長甚至減少,人口和其他資源開始向中小城市,特別是大城市周圍的小城鎮和農村流動。英國倫敦城市人口從1950年到1970年的20年間減少了10萬人,法國、德國、美國、日本等國每年城市人口也都有不同程度的減少。到1970年代,“逆城市化”的速度和規模出現加速趨勢。以英國為例,英國城市人口1950年代每年減少2萬人,1960年代每年減少4萬人,到了1970年代每年減少9萬人[6]。同樣的現象也發生在美國,由于東北部的制造業開始衰退,大量的人口遷移到西部和南部的陽光地帶,使西部和東部地區的人口增長占全國增長的96%,非大都市區人口增長率超過大都市區人口增長率。1970年3月到1974年4月間,美國大都市人口減少了180萬[10](P262)。在此期間,西方其他發達國家也程度不同地出現了“逆城市化”現象。“逆城市化”使西方發達國家縮小了城鄉差距,實現了城鄉一體化。

  美國地理學家波恩和諾瑟姆所作的只是對西方“逆城市化”現象的統計梳理和理論概括,而真正的“逆城市化”理論先導,最早可以追溯到1898年英國人霍華德發表的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專著《明天的田園城市》。他針對英國日益嚴重的“城市病”,第一次提出了“田園城市思想”和“城鄉一體化”理念。1930年代美國學者賴特提出的“廣畝城設想”,芬蘭建筑師E.沙里寧提出的“城市有機疏散思想”以及1966年美國學者劉易斯·芒福德提出的“城鄉統籌發展”思想,這些思想促使西方國家不斷反思城鎮化道路,成為“逆城市化”實踐的理論先導。

  然而,在古典自由市場經濟理論流行的時代,政府面對“城市病”卻因為不能突破理論“瓶頸”而無能為力,真正促使“逆城市化”成為現實的是凱恩斯主義。凱恩斯針對1929年—1933年的經濟“大蕭條”提出政府要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進行“需求管理”,從而實現充分就業。凱恩斯的理論觀點和政策主張顛覆了古典自由市場經濟理論,為政府進行宏觀調控提供了理論依據,使得政府在治理“城市病”和城鄉差距這些市場失靈問題上可以有所作為。

  (二)“逆城市化”的內在驅動力

  居民對低成本、高質量生活的追求以及企業的利潤最大化目標是“逆城市化”的內在驅動力。城市的主體無外乎就是城市生產、生活的供給者和需求者,即居民和企業。在城市這個空間里,居民既是勞動力的供給者,也是產品、環境、秩序的需求者;企業作為生產的組織者,既是各種生產要素的需求者,又是產品的生產者,環境的再創造者。對于居民來說,追求的是相對較低的生活成本和較高的生活質量。當大城市房價高漲、交通擁堵、環境污染、失業增加、犯罪率上升、城市秩序堪憂時,必然導致生活成本上升、安全指數和生活質量下降,居民越來越趨向低成本居住、低成本生活的村鎮。于是,大城市中的經濟條件優越者紛紛遷居城外。對于企業來說,城市化的功能在于通過要素集聚,降低要素使用成本,提高要素使用效率。但城市規模發展到一定程度以后,當大城市企業的聚集度(要素的需求程度)大于要素的聚集度(要素的供給程度)時,企業的用地成本、勞動力成本等生產要素成本就會不斷上升,使企業的生產成本不斷提高,企業為了尋求更低的成本和更高的利潤空間,就會遷往土地等生產要素成本低的鄉村,這是生產要素配置和流動的必然結果。可見,隨著人口的城市化,當要素的集聚達到一定程度并超出了城市基礎設施、公共服務水平和環境的容納度時,必然產生人與自然、經濟發展的困境,即“城市病”。“逆城市化”正是“城市病”積累到一定程度的產物。

  (三)“逆城市化”的外部條件

  1.“逆城市化”的技術條件。現代信息技術和交通技術的發展,為消除城鄉之間的空間隔離,實現城鄉之間的聯系和互動創造了技術條件。公用及家用汽車的普及,滿足了城市人回歸自然的需要,而且使各種要素在城鄉之間得以自由流動;電信、光纖技術的發展使居民和企業獲得信息不再受空間的限制,消除了居民和企業在農村無法分享文明世界(城市)信息的顧慮。

  2.“逆城市化”的政策支持。如果沒有政府的政策支持,教育、社會福利體系的健全、醫療衛生條件的改進、公共交通體系、光纖、網絡等基本公共服務和基礎設施向農村的延伸就不可能實現,即使現代信息技術和交通技術很發達,“逆城市化”也無從談起。“二戰”以后,西方國家政府推崇凱恩斯宏觀調控理論,為了治理“城市病”和解決城鄉二元經濟矛盾,為了支持私人壟斷資本的發展,普遍實施了反哺農業、回饋農村的城鄉關系政策,加強農村基礎設施建設,提高農村公共服務水平,縮小了城鄉差距,從而為吸引人口、資本等要素不斷從大城市向農村和小城鎮轉移奠定了物質基礎。

  二、“偽城鎮化率”下的“偽逆城市化”——中國“逆城市化”假象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城鎮化率從1978年的17.9%上升為2012年的52.57%,按照公安部的戶籍統計,有將近2.4億的城鎮人口只是常住城鎮卻沒有城鎮戶籍,戶籍城鎮化率只有35.2%[11]。因而,中國人口的城鎮化只是表象,而戶籍的城鎮化才是真相。中國的戶籍制度不僅是身份差別的標志,也是權利和福利水平的差異。附加在戶籍上的諸如就業、入學、社會保障等權利的平等性,決定了真實的城鎮化水平。因此學術界將官方公布的城鎮化率稱為“偽城鎮化率”。

  在這種“偽城鎮化率”下,那些沒有城鎮戶籍的“城鎮人口”就成了所謂“逆城市化”的主力。主要有兩種現象:一是“民工荒”和“逃離北上廣”。在城市打工六個月以上卻沒有城鎮戶籍的農民工,因為在城市沒有根基,收入水平低,不能和城市人口享受同樣福利,不堪承受大城市高房價、高生活成本,“自愿”放棄城市的工作回到農村。而大學生也由于同樣的原因放棄當初在大城市的夢想和追求,選擇“逃離北上廣”,回到二三線城市。二是“回鄉創業”。由于就業形勢和就業觀念的變化,一些大學畢業生和農民工不再留在人才扎堆的大城市,而是選擇回鄉創業。各地實施的“回歸工程”、“引智工程”,也吸引了一些外出務工人員回鄉創業。除以上兩種情況之外,還有一種現象就是“非轉農”,是指城鎮化過程中由于土地紅利的巨大誘惑,使一些已經取得城鎮戶籍的人群,為了在農村享受村集體經濟分紅、征地補償、回遷安置房等利益,把戶籍遷往農村。以上現象被一部分學者視為中國的“逆城市化”。

  那么,中國出現的所謂“逆城市化”是真正的“逆城市化”嗎?答案應該是否定的。

  第一,“逆城市化”是城市人口向農村和小城鎮的流動,目前出現的人口外遷,嚴格地說不是“逆城市化”,而是一種“郊區化”現象。首先,“非轉農”現象主要出現在廣東“珠三角”、浙江東南沿海、蘇南經濟發達地區以及城市郊區被征地的那部分人群,而真正離城較遠的農村,這種“非轉農”幾乎不存在。其次,“逃離北上廣”現象主要發生在生活壓力較大的幾個特大城市,不僅不具有普遍性,而且“逃離北上廣”的群體大都表現為由一線特大城市向二、三線城市轉移,并沒有“逆”回到小城鎮和農村地區。再者,大學生和農民工回鄉創業者人數比例也很低。據2009年1月北京市協作者文化傳播中心對北京、江蘇、陜西、重慶等15省市的調查研究,僅有6.8%的農民工選擇在家創業[12]。大學生回鄉創業的人數占比更少,據教育部統計,大學生自主創業的只占畢業總數的0.4%左右,更何況創業者回鄉不一定是回農村,而是回到原籍所在的省市,借助大學生創業基地等平臺自主創業,而回農村工作和服務的大學生較少,且流失率相當嚴重,有的地方高達70%以上[13]。

  第二,就目前中國城鎮化的現狀來看,“城市化”仍然是主流。一方面,中國正處在城鎮化的快速發展階段,城市在就業、商品供應、文化娛樂、教育、醫療等方面仍有巨大的吸引力,城市的聚集作用所產生的經濟效益仍然很高;另一方面,城市人口的流入和流出是一個動態過程,以上所說三種流出情況,除了“非轉農”可以確定為城市人口正流出以外,其他兩種情況都難以確定是一種正流出。年齡大的農民工,有的在城市里“扎下了根”,有的在回流,而年輕的打工者依然在源源不斷地流出,因而出現了所謂“空心村”、“消失的村莊”等現象。目前大部分為了證明中國已經出現“逆城市化”的研究都只看到了回流的一面,卻沒有看到農村新生代農民工仍在源源不斷地流出。因而從總體上說,認為中國出現了“逆城市化”還為時過早,城市化仍然是主流。

  第三,從人口流動的實質來看,不管是哪種形式的人口回流,都不能與西方的“逆城市化”相提并論。在西方國家,從城市流向郊區乃至農村的人群,最早的是富人,后來是中產階層,這種流動是為了追求更高的生活質量,是一種自發的、心甘情愿的流動。而中國的情況恰恰相反,人口從城市流向郊區乃至農村的人群,主要是社會中下層,是一種被迫的、無奈的流動,并非對鄉村生活發自內心的向往,就目前來說主要是捆綁在戶籍制度上的利益驅動的結果。戶籍本是維護社會秩序、確認公民權利和義務的一種手段,然而計劃經濟年代遺留下來的城鄉戶籍分類管理、分類對待,造成了城鎮居民與農村居民在諸如社會保障、就業等公民權利上的不平等。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依然延續了計劃經濟下的戶籍管理模式,就造成了兩種“畸形”的返鄉現象的出現,一種是渴望獲得城鎮戶口的農民工,因不能與城市居民享有同等的擇業、子女入學和社會保障等平等權利,而成為城鎮人口返鄉的主力。另一種現象就是把已獲得的城鎮戶口轉為農村戶口,即“非轉農”,以獲得城鎮化過程中土地出讓的收益。同時,土地制度和土地市場的城鄉分割,導致城市土地價格不斷上漲,進而引起房價居高不下、城市生活成本上升,成為人口回流的主要原因。這些城市人口的回流現象,不僅不是真正的“逆城市化”,而且會影響城鎮化進程。

  第四,從“逆城市化”的條件來看,西方的“逆城市化”是在城鄉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均等化或一體化的前提下實現的,而中國目前的城鄉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差距還非常大。雖然中國“逆城市化”的技術條件已經成熟,現代信息技術和交通技術已經在城市相當普及,但是網絡、光纖、交通技術和設施還沒有普及到農村,城鄉教育、醫療衛生條件、社會保障水平差距還很大。所以,如果不是農村戶籍可以獲得城鎮化過程中的土地補償,如果不是生活所迫,人口從城市向農村的倒流是不可能發生的。顯然這種“逆城市化”是一種“偽逆城市化”,也就是說是一種非正常的“逆城市化”。

  綜上所述,目前中國出現的所謂“逆城市化”,是城鄉二元經濟體制下城鄉分割的戶籍制度、土地制度所導致的利益驅動和無奈選擇;中國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的巨大城鄉差異還不具備“逆城市化”的條件;從城鎮化的動態過程來看,人口從城市向村鎮的回流只是個別現象,城市化仍是主流。中國目前出現的所謂“逆城市化”是一種“偽逆城市化”。

  三、西方“逆城市化”與中國城鎮化道路的選擇

  第一,波恩和諾瑟姆提出的“逆城市化”理論是對西方城鎮化路徑的總結,有參考價值但不可以照搬。從研究方法上來看,他們的研究方法都是實證分析法或經驗分析法,即對事例或經驗的歸納。通俗地說,就是把已經發生過的事件或現象通過歸納得出已經發生的事件的“規律性”。這種研究是在一定的假定前提下進行的,所得出的結論,只有當現實經濟生活條件與這種假設前提相吻合的情況下才適用,一旦條件發生變化,實證分析所得出的結論就不再具有適用性。“逆城市化”理論的基本假設前提是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所得出的結論只是說明了城鎮化的技術路線,沒有從體制和制度上說明西方城鎮化在加速發展階段出現“城市病”的原因以及“逆城市化”產生的體制背景,更不可能提出西方國家從一開始就應當避免“城市病”,進而避免走“逆城市化”道路帶來的土地資源浪費等新的弊端,反而把這一過程看做是城鎮化的普遍規律。中國是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搞城鎮化,歷史背景、制度背景均與西方不同,如果把它當做普遍規律,就會把“城市病”和“逆城市化”都看做是城鎮化發展過程中不可避免的現象,進而為業已出現的“城市病”找借口,這顯然影響對中國城鎮化問題的科學分析、定性與研究,誤導中國城鎮化的實踐走向。

  第二,城鎮化建設過程中要充分發揮政府的宏觀調控作用。雖然西方國家“逆城市化”緩解了“城市病”、縮小了城鄉差距、實現了城鄉一體化,但是中國絕不能等“城市病”泛濫后再通過“逆城市化”來解決。“城市病”和城鄉分化是西方城鎮化過程中“政府缺位”的表現,因為西方城鎮化的初期和快速發展時期是城鎮化的自由發展時期,是在市場的自發調節下進行的,沒有政府的調控,而“逆城市化”是在政府干預和政策支持下進行的。可見,西方國家城鎮化是沿著先集中后分散、先剝奪后反哺、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徑進行的。可以假設,如果西方國家從一開始就有規劃地基于城鄉協調發展,以及人與自然、經濟、社會的和諧發展的角度進行城鎮化,就不可能出現“城市病”、城鄉分化等一系列問題,也就沒有所謂“逆城市化”之說。當然,我們沒有理由對西方所開創的城市化這個“前無古人的事業”求全責備,這恰恰從正反兩方面給予我們可資借鑒的經驗和教訓。城鎮化是不可以完全放給市場的,其中應當發揮政府宏觀調控的作用。目前正是中國城鎮化快速發展時期,只有重視發揮政府的宏觀調控作用,才能把“城市病”消滅在萌芽狀態而不使其泛濫;只有發揮政府的宏觀調控作用,才能在新型城鎮化建設中逐步縮小城鄉差距,實現城鄉一體化。

  第三,要打破城鎮化的制度瓶頸,進行制度創新。城鎮化的實質是讓更多的人或者說讓城鄉居民都能夠分享現代文明,而不是居住空間和身份的認定。就目前來說,一方面要讓已經進城的農民工有充分的就業和完全的市民權益;另一方面要讓沒有進城的農民就地享受和城市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務,逐步縮小城鄉差距,最終淡化“城”與“鄉”的概念,實現城鄉一體化。現有的戶籍制度、土地制度以及城鄉二元財政投入體制是城鎮化的最大障礙。改革戶籍制度不僅僅是放開城鎮戶籍管制,讓農民工市民化,更重要的是要剝離附著在戶籍上的種種福利差別,使戶籍不再成為城鄉居民“高低貴賤”的身份標志,通過戶籍這個法律證書實現城鄉居民身份的平等。要改革城鄉二元財政投入體制,加大對農村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等公共產品的財政投入,實現公共資源在城鄉之間的公平、合理、有效配置,實現農村公共產品與城市的均等化,為城鄉居民自主選擇“或城”“或鄉”的生活奠定物質基礎。改革土地制度,建立城鄉統一的土地市場,通過農村土地物權化、資本化、市場化,實現土地在城鄉之間的合理配置。這樣不僅可以使農村居民對土地收益有一個合理預期,不再一味地往城里“擠”,而且可以杜絕因為土地制度不統一所導致的“非轉農”;不僅可以通過釋放農村土地,緩解城市的高房價,而且可以避免城鎮化過程中的各種不規范征地現象,緩解社會矛盾。

  第四,堅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逆城市化”并非單純的人口由城市向農村的流動,也不是大城市被分解,而是城市布局的分散化和功能的優化,是城鄉空間布局結構的優化。不要以為西方國家的“逆城市化”是向農村地區的延伸(農村城鎮化)而忽略了大城市的發展,西方國家在“逆城市化”的同時,國際大都市還在不斷發展,并且形成了大中小城市功能互補、協調發展的格局。所以,任何時候我們都要堅持走大中小城市功能互補、協調發展的道路,不要一個時期要發展大城市,一個時期又要發展中小城市,現在又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農村城鎮化上,這樣是不科學的。要做好大中小城市及城市群的空間布局規劃,形成大城市發揮輻射帶動作用、中小城市和城鎮的主體功能明確又相互補充的格局,促進各類城市協調發展。

  第五,目前不僅要關注“城市病”,也要關注城鎮化過程中的“農村病”。伴隨城鎮化進程的加快,農村青壯勞動力都外出打工,剩下婦女、老人、兒童,進而帶來農村土地荒蕪、迷信、賭博、隱性失業、治安等一系列問題。這些問題要通過農村城鎮化留住農村人才、留住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主力軍來解決,更要通過農業的現代化來實現。理論界普遍認為,工業化是城鎮化的動力,豈不知,農業是城鎮化的原始動力。只有通過農業現代化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才能實現勞動力向城鎮的轉移,進而支撐城鎮化。沒有中國農業的現代化和產業化,農村城鎮化就會成為沒有靈魂的軀殼。(段學慧)

  【參考文獻】

  [1]張善余.逆城市化——最發達國家人口地理中的新趨向[J].人口與經濟,1987(2).

  [2]黃小花.發達國家的“逆城市化”現象及其啟示[J].城市問題,1997(6).

  [3]廖筠.城市化進程中的“逆城市化現象”——“非轉農”問題分析[J].上海經濟研究,2003(6).

  [4]陳伯君.“逆城市化”趨勢下中國村鎮的發展機遇——兼論城市化的可持續發展[J].社會科學研究,2007(3).

  [5]郭文婧.“逆城市化”:城鄉一體化發展的契機[N].新農村商報,2010-08-25.

  [6]袁曉玲,屈聰敏.逆城市化道路對中國城市發展的啟示[J].平原大學學報,2005(4).

  [7]宋時飛.辨清“偽逆城市化”[N].中國經濟導報,2010-08-21.

  [8]袁亞飛.“逆城市化”已經提前來臨?——“偽逆城市化”現象調查[J].中華建設,2011(8).

  [9]郎咸平.什么叫真正的“逆城市化”[J].記者觀察,2012(7).

  [10]Ervin Y. Galantay, ed. The Metropolis in Transition[M].紐約:1987.

  [11]陳錫文.城鎮化過程中的“三農”問題[EB/OL].新浪財經,http://finance.sina.com.cn/emba/news/20130509/173215408027.shtml.

  [12]重慶理工大學大學生實踐調查報告[EB/OL].http://wenku.baidu.com/view/aecc6b1cb7360b4c2e3f6438.html.

  [13]遼寧省大學生返鄉創業可行性調查報告[EB/OL].http://wenku.baidu.com/view/bc077c8ccc22bcd126ff0cf5.html.

編輯:李存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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